1995年我策划《贵州民间文化研究》的十册书籍中，有两册由女性学者承担，它们是《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的作者张晓和《舞蹈与族群》的作者黄泽桂。二位韶华正茂，又都是初撰专著的无名之辈。每次研究书稿的时候，这两本都排在末尾。她们不厌其烦地修改，完稿也推迟着。我没法帮助她们，不时碰到她们焦灼的目光，我心里为她们有些惴惴。我依稀感到，二位是把写书视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开端。

　　13年过去了，流逝的时光是对学术最好的检验和见证。这两本书以其沉甸甸的历史感在学界崭露头角，而渐渐冒到了最前排的位置。一本在全国获大奖，一本在全国舞蹈界有着极好的口碑。岁月为她们的容颜镌刻了皱纹、增添了华发；她们的事业呢，是否美丽依然？她们继续有新著问世。她们戴上了一串串虚虚实实的让我记不全说不准的衔儿，她们手上老是在赶着国家级、省级的学术课题——毋庸赘言，这也许是任何一位研究员都不可或缺的本分。而我特别在意的，是她们不断越出研究员的书斋，不断燃起对贵州山川田野的激情。

　　张晓在西江长大，也许是那份不能割舍的情意让她从2005年起，不吝花费两年时间，牵头在西江做了一个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点，要将千百年来祖先传下的芦笙、古歌、刺绣、纺织等等，一步步地在这片田野上恢复、弘扬起来。说实话，这是比当年个人访谈写书艰难百倍的行动。我看到，行动开始一年后，在西江苗族吃新节手工技艺大赛上，那些特别“聪明”的双手为众人所钦羡，一种已经退隐50多年的巨型木质手工牵纱机具也拂去历史的尘埃，被搬到芦笙场上竞技使用。来自田野的苗家老奶们，兴奋地在一个个碗里分别投下红豆、绿豆、饭豆，对那些手工艺品作出权威的评判而得到乡亲们的认同。一位老奶对我说：“年轻人又爱来学我的辫绣了，这比天天给我喝酒吃肉都高兴！”

　　去年的“多彩贵州”舞蹈大赛上，那些来自大山深处的原生态舞蹈，那些古老而粗犷的舞蹈文化讯息，让黄泽桂激情难抑。而我更在意的，是她出自本能的、一个学者的忧患意识。她说：“全省有十万人参加舞蹈大赛，政府和民间，两股力量合力保护民间文化，但还是抵不住流行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惊心动魄，不可逆转！”无奈中，她只有与这股力量博弈。20多年前她第一次接触的民间舞蹈是黔西北苗族的《矮桩芦笙舞》，包含了类似于杂技的高难技巧。这种舞蹈如果错过了儿童训练期，长大就没法学了，专业舞者也莫奈何。黄泽贵把这种舞蹈视为火种，一旦熄灭，便是终结……于是，她不敢等不愿靠，自己成立了一个舞蹈工作室，她把自己的一万元钱掏出来如数交给民间艺人，专做《矮桩芦笙舞》的抢救。从这种无条件的相互信任中，能触摸到她从事民间舞蹈事业的根脉。

　　两位女性学人，用一生中的大好时光，用思想和行动投入了一件件繁复琐屑的、需要花费全部身心却并不怎么“纯学术”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