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处于我国政权体系的末梢，党和国家建设与农村工作的各种任务都要在乡镇一级来完成，由于受种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当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体制使乡镇组织在沉重的负荷下运行，面临着许多的困境与不适。
一是标准太高。乡镇面对的是最底层和弱势的民众以及相对落后的基础条件，上面制订和提出的目标要求有的远远脱离了这些实际，超出了基层的适应和承受能力。如贵州省提出的计生村民自治，要求村一级要成立计划生育协会、育龄妇女自管小组和专门的文艺宣传队等相关的组织机构，并配有专职的副会长和专（兼）职的秘书长，要建有会议、学习、活动等8项制度，每月要召开协会和自管小组的例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等。但贵州农村现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村没有集体积累，年人均纯收不到2000元，村干中只有“三大头”（支书、村主任、文书）享有每月不到200元的补贴，其它的全靠尽义务工。他们不仅平时要为自家的农活早出晚归，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和开展活动，而且普遍文化程度低，难以胜任大量文字材料的记录整理，特别是受地方经济条件的制约，村干报酬低，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配合不力，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多，基层组织后继乏人，软弱涣散，导致农村计生工作与上面期望目标难以衔接，渐行渐远，欲速不达，造成基层的不堪承受之重。
二是形式太多。上级对基层提出的工作目标要求，多是按照制度化、标准化、程式化的路径，每项工作无不要求做到加强领导、成立机构、完善制度、报告进度、总结成绩的模子来开展，以致每项工作弄下来，都会文件材料一大堆，规章制度满墙壁，横幅标语遍街道，许多制度扁牌实在没地方放，只好“轮流上岗”，撤了挂挂了撤，上面检查什么，就把相应的内容弄上去。而上级对乡、村的检查、考评，除了硬件建设，主要就是看成不成立领导小组，制度上不上墙，有没有召开会议的记录、有没有永久性的固定宣传栏等等，每项工作下来，都有一大堆的材料需要撰写、整理和上报。如此下来，乡镇工作很大一部份的人力物力便投在这些“弄虚作假”的应景之作上，反而没有多少精力真正去谋发展办实事了。
三是责任太大。乡镇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大政小策，最终都要通过乡镇这一层惯彻落实到民众中去，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在当前的政权建构中，乡镇一级没有独立的事权财权，受条条块块的分割，除了党政办、综治办、计生办、社会事务办和财政所等不多的几个“嫡系”外，“七站八所”被上收直管得差不多了。尽管权利有限，但是责任无限，从垃圾卫生到护林防火，从农技培训到子弟入学，从财税征收到民兵训练，从群众上访到交通安全，乡镇都责无旁贷，不论事大事小，不管背的是白锅还是黑锅，只要属于辖区内出的问题，乡镇都“脱不了爪爪，一耙打倒”。
四是要求太紧。上面的精神和工作任务，由于需要通过逐级研究讨论传达，到乡镇这一级，往往都是“时间紧任务重”了，常常让乡镇救火般的手忙脚乱。比如一些年度建设项目，从立项审批到行文再到资金层层下达到位，距年底的验收往往就剩了不多的两三个月了，有的要邀标议标，有的要动员和组织劳力，有的要占地撤迁，还有的要受到农忙、天气的影响等等，情况千差万别，实施的过程艰辛曲折。但上面命如山倒，不拉客观，不讲过程，只要结果，必须按时按质按最完成，以致乡镇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什么抓重点、弹钢琴，统统抛到脑后了。
五是应酬太烦。乡镇处在政权机构的最末梢，应酬接待来自各层各路方方面面的神仙诸候，就成了家常便饭。来的都是客，接待无小事，谁都大意不得，穷顿不穷餐，花钱事小，不慎得罪了人事可就大了，何况客走旺家门，怕只怕人家请都请不来。吃饭就是工作，喝酒就是协调，宁愿肠子通洞洞，不让感情裂缝缝，于是，酒肆饭馆，杯觚交错，醉生梦死，就成了乡镇干部的主战场和形象写照，有时一上午陪上5、6桌也是常有的事，整天弄的晕头搭脑，自己苦不堪言，还遭路人白眼，乡镇干部自谑接待有“三痛”：别人吃起来痛心，自己喝起来痛胃，群众看起来痛恨。尽管如此，但却身不由已，不得不这样为之。
六是会议太频。上级对下级发布指示、安排任务、布置工作，召集会议和下发文件是主要的形式和途径，所谓文山会海就是这样“炼”成的。特别是召开会议，号令一响，应者云集，主席台下，俯首恭听，不仅操作简便，成本低，气氛浓，效果好，既直接又亲切，能比较全面深刻地惯彻和体现领导的意图和权威。一般除了业务性的工作外，上级召开的会议往往都要求下级“主要领导”参加，以体现对该项工作的重视，于是书记、乡长几乎成了“会议专业户”，陷在城里赶着一个一个的会场，有时风尘仆仆赶回乡镇还未足尖触地，新的电话通知又紧跟而至，常常让那些路程远的乡镇闻会色变，耗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油费。
七是检查太滥。乡镇作为政权设置的最低层级，接受来自各级各部门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种检查、视察、督察，责无旁贷，理所当然，但由于其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应接不暇，“接受”就渐渐变异为“应付”了。比如计划生育方面，不仅有省州县几级的季度检查、半年检查和年度检查，更有平时数不胜数、防不胜防的明查、暗查、专项检查和督察，这些动辄“一票否决”的检查，像一把生杀予夺的高悬在顶的重剑，让乡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得不严阵以待，通过坚壁清野、围追堵截等办法以求自保，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炸路塞桥、暗线盯梢、买通人员等方式千方百计阻止“鬼子进村”，活脱又一场抗日对敌的斗争翻版。
八是人手太少。受机构改革和职数控制的影响，目前乡镇普遍人员偏少，青黄不接，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了工作的正常、有效运转。“建并撤”后，不包括医院和学校，乡镇行政加事业编制一般保持在5、60人左右规模，但空编现象突出。如黔东南某乡镇24个行政编制中，仅有在岗人员12人，其中乡班子成员占去8人，除去1 名龄近退休的老同志外，只有3名具体办事的人了。由于编制少人员更少，该乡计生办有岗无人，不得不从农牧、水利等站所长期抽调人员维持工作开展，弄得上级主管部门一脸的不高兴，而抽来的人更是种了别人的园荒了自家的田，职称评不上，待遇受影响，一肚子的怨气。原因有三：县级机关臃肿庞大，占员占岗多，导致乡镇有编却进不了人；人往高处走，大家想方设法找门找路都往上挤，乡镇留不住人；上级部门纷纷从乡镇借调人员，能做事的和有门路的大多被上面“看中”，造成乡镇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胜任新形势新要求。再加上受条块体制的分割，“七站八所”纷纷被上收直管，乡镇有责无权，工作力不从心也就在所难免了。
九是条件太差。乡镇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对上而言是农村，对下而言是集镇，脏乱差、穷困弱和偏僻、落后等字眼就是乡镇的写照和人们的印象。由于投入有限，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除了城关和一些中心集镇外，乡镇普遍办公设施差、生活条件苦、交通工具缺。许多乡镇干部仍然挤在老旧的危楼里工作和生活，有的村寨至今没有通公路，下村开展工作全靠跋山涉水，因为农村百姓白天要下地干活早出晚归，入村工作只能晚上进行，常常夜不能寐。不仅工作和生活环境艰苦，乡镇干部还要承受上面压任务、下面不理解处在两难境地的心理压力，以及承受远离家庭、抛妻（夫）别子的精神压力，感觉身心俱疲，信心不足，斗志不振，人心思动，不利于乡镇工作的持续稳定。
十是待遇太低。乡镇人员作为国家机关最底层的工作群体，不仅起点低，升迁的渠道窄，而且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少，接触的面有限，视野不阔，思路不活，也一定程度的影响到升职提拔。农村税费改革后，乡级财政基本处于空壳状态，没有独立的财力基础和相应的财政支配权，主要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维持基本的运转都十分困难，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难以得到较好的保障和解决，与上级机关人员比较起来，拿的是最低最少的钱，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此外，在乡镇工作的人一般被称为农村干部，天天与农民群众打交道，带着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在现实社会中，似乎凡与农字牵连上的，都意味着落后、贫困和低下，因此，乡镇干部天生就有一种自卑的心理，这也算是一种乡镇干部所独有的精神上的低等待遇吧。
以上问题的存在，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自身不适应的因素，长此以往，不利于乡镇工作的持续稳定。缓解之道，一是转换职能，改变管得过宽过细的状况，把精力集中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上，适当弱化乡镇的经济职能，减少做无用功；二是理顺职责，适当简政放权，改变乡镇有责无权、权责不对等的状况；三是改进考评办法，适当简化考评内容，减少以指标形式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改变考评过细、检查太滥的状况；四是调整纵向财政体制，加强对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缓解乡镇财政困难。长远看，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要适当撤并乡镇，扩大乡镇规模，减少行政成本，提高乡镇人员待遇。 |
发表于：08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