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是具有调节功能，即充当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调节器、缓冲阀，二是成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便捷载体。

　　先看调节功能。在因互联网的兴起而衍生的网络文化中，各种政治信息的传播，我们强调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对某些娱乐信息则强调其健康、守法；对于私人博客，则强调其遵守社会道德与法制。对于流行的“恶搞”，则需要有辩证地分析，有的是个人情绪的渲泄，有的的确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各种群体性事件中，过去参与者多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但近年来人们注意到：“无直接利益冲突者”却卷入某些群体性事件中，甚至成为事件的主力。究其原因，这是某种社会心理的反映，与当下社会结构分化有关。在社会转型以及利益群体博弈的背景下，有的人原有价值观随之消解，或扭曲；有的因遇困难暂时无法解决而生出怨气；有的因出现消极腐败现象而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下降；有的人只是一种简单的从众心理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心理冲突、心理不满需要有发泄的渠道与机会。在西方，社会的不满是通过政党轮流执政来调节的，所以多党制在西方社会被称为社会情绪的缓冲阀、调节器。而中国政治体制下，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结构分化不大，社会调节器的必要性不是那么强烈。但在今天，社会分层、社会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心理需要一定渠道缓冲，社会情绪需要以某种方式渲泄，互联网，博客等，在客观上就承担起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缓冲阀、调节器的作用。因此，对待搏客和各种“恶搞”，只要不触及政治上的底线和道德上的底线，似应以宽容的态度容忍其存在。事实上，在多元的社会，在尊重宪法、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媒体需要有一定的包容性，使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有特定的表达平台和通畅表达渠道，能够反映到决策层。这恰恰可以缓冲各种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局面。如果缺乏包容性，过于刚性，不能把各种意见、正当的利益诉求包容在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中，反而易于使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演化为“反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社会的紊乱。

　　再来看其“载体”的作用。互联网可以成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有效平台。一是成为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平台。公开是民主的前提，是衡量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数。互联网的发展为政务与党务公开提供了最便利的途径与手段，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方式把需要公开的事项传递到任何一个城市与村庄。在基层农村，笔者曾看到某些乡镇把村务、特别是村财务收支的明细账输入电脑，任何人都可以前来查询、质疑，以利于群众监督。二是实现公民权利、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如每年“两会”之前均有大量网民通过互联网向“两会”建言献策，温家宝亦曾查看网民的意见与建议。三是可以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手段。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一些基层党组织就通过网络开展党的活动，如发布活动信息，上党课，交流思想，甚至利用网络办理发展党员的某些手续。当然，从通过网络开展党的活动来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利用。比如，在多元利益博弈时代，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是必需的，而互联网恰恰可以成为制度化的协商对话机制的重要载体、手段之一；再如，建立党内上下沟通机制，亦可通过互联网，超越时空限制，实现领导者与群众的互动，真正形成上下良性互动的局面。只要我们愿意积极领用互联网，就能够从中开拓出更加宽广的活动空间。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建部原理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