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在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评选中，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脱颖而出，名列榜首。新华社在通稿中的简短评语是：2000年他参与查办成克杰腐败案，2002年他又参与查办轰动一时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案。
    从事反贪工作20年，姜德志直接查办和指挥查办大要案件200余件，先后被中纪委、高检院、省院荣记4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检察干部、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被群众誉为“贪官克星”。2005年，他带领的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十佳反贪局”。

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

姜德志不仅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还把经验升华为反贪侦查理论，先后撰写了《反贪侦查指挥与协调》、《谈新形势下的反贪侦查工作》等多篇理论文章，多次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全国反贪局长培训班上讲学授课。国家检察官学院、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聘请他为兼职教授。
　　与形形色色的贪官近距离接触，不仅能听到他们心底最真实的声响，更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灵轨迹。对姜德志来说，这已成为他服务社会的一种资源。他先后应邀到吉林省直机关、各市州、中直企业、大专院校做专场反腐报告50余次，吉林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感慨地说：“他的报告，能让人记一辈子。”
　　近日，姜德志接受了检察日报记者的专访。

反腐败是一个政治问题

　　姜德志说，反腐败看上去是个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他举了两个例子：
　　吉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刘柏松贪污案。吉林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修铁路，总投资1.6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哥们儿，把持要害部门，结果1.6亿元很快挥霍没了，等到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下去了。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并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在取保候审期间，竟然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表面上看，刘柏松贪污案是个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吉林省在政策最好的时期、开放最佳时期失去了发展机遇，结果政策一调整，发展机遇丢掉了。最终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常韧在颁奖大会上讲话

　　2000年底，姜德志又奉命查办慕绥新受贿案。和慕绥新谈话之前，他找到慕的秘书。这位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慕绥新送钱，我能说出来。”也就是说，给慕绥新送钱的人是普遍的，没送的成了少数。结案后，中纪委让姜德志接受新闻单位采访，有记者问怎样看待慕绥新案？姜德志说：“慕马案表面上看是社会风气问题，实质上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一种交换关系。”
　　慕绥新对办案的检察官说：“每年元旦到春节，流动在沈阳市官员中的黑钱最低有两亿元。”姜德志认为，有一个事实印证了慕的说法，2001年春节，姜德志留在沈阳办案，到太原街（沈阳市繁华商业街）名表店取证时，名表店老板叫苦不迭：“今年一块表也卖不出去，往年元旦到春节，我们的表卖得特别好。”这些名表价格都特别高，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是上百万元。从一个名表店就能看出在当时的沈阳黑钱、赃钱循环量有多大。

为什么贪官跳不出怪圈？

　　很多贪官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一个奋斗的青年，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是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都是贫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慕绥新自己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监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号称壮王，他和情人搞到一起后，基本上不理政务，根本不干正事。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说：“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成克杰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广西南宁一块黄金地段，已经有了规划，成克杰一句话就改变了规划，给了广西银兴公司，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2000万元，一句话的事。
　　姜德志对记者说：“我现在查案经常遇到，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去操作了，不讲程序。一个项目，应该由部门去论证，然后再报批。他先签了到底是无知，还是另有隐衷啊？不难分析。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人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阜阳地委书记任上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姜德志认为，体制和制度上的安排不尽合理，权力过分集中，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不加制约，任凭它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是必然的。那么，腐败的条件是什么？西方学者有个说法，腐败的条件等于垄断权加上自由处理权减去责任制。垄断权，是唯一的，如工程拨款，拨给张三行，拨给李四也行，拨给王五也没错，那么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秉公办事的人，会选择最需要的，对工程最有利的；觉悟不高的人，就选择哥们儿；贪图私利的人，就选择给我好处多的人。他的选择有极大的自由，并且不必为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一旦追究起来，在程序上都是公开的，集体讨论的，集体决定的，按程序来的。为什么那些年银行呆坏账那么多，就是因为银行没有责任制，只管往外贷，甚至内外勾结，收不回来也没关系，最后都核销了。

姜德志在国际反贪污学术会议上

贪官背后有一个贪女人

　　“我观察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姜德志说，“孩子没有出息的，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
　　以下是姜德志局长审成克杰情妇李平时的对话：
　　李平：“老成（克杰）怎么样啊？我挺惦记他。”
　　姜德志：“怎么着？”
　　李平：“其实我还是很爱他的。”
　　姜德志：“李平，你还有资格谈爱？成克杰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是没有你的爱，他何至有今天啊？”
　　李平她低头说：“姜局长你说得对，真就是我把老成坑了。”
　　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由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是从香港追回来的。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钱都不知道怎么花，不会花，他得到一块金砖就得立即向李平汇报，立即“交柜”。
　　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就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就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

铁哥们儿会把你送进监狱

　　贪官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交友不慎，交友过滥。古人讲，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君子交朋友是先选择再决定是不是深入交往，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挚友的故事，很感人。小人呢，第一次见面喝上酒就成朋友了，第二次喝上酒就好成朋友了，第三次就是铁哥们儿了，第四次就不知道干啥了，第五次你不想处还不行了。等你清醒了，觉得这个人不能交，已经拔不出腿来了。
　　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我送进了铁笼子。”
　　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姜德志说：“我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没有，从来没有！他为什么要说？这和他送钱是同样的逻辑，送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案发之后进行利益选择的时候，他照样向自己倾斜，所以李经芳的结论是对的。我总结，主动交代问题的是情人，揭发最坚决的是铁哥们儿。有些同志手里有了一点权力，别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都是奔你这个位子来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就是个傻子坐在那里他也跟你交朋友。因为你这个职位有权力，并不是对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另外，贪官的单位环境一般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最近我们查办的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总裁刘金宝（已判死缓），他想贪污公款，就拉下属入伙，造成单位行为的假象，实质上是几个人分钱，最后他任职过的两个地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单位班子的成员都被抓起来了。所以，单位环境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年轻干部，有一个要求严格的领导，是成长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摊上一个腐败的领导，就不知道把你带到哪儿去。所以，一个单位的领导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环境，创造一个廉洁的环境。

二十四史是一部贪污史

　　  “2002年末，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班，负责接待的是黑森州维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检察长，他在维斯巴登市当检察官、检察长前后20年，是国际检察协会的会员，对中国检察工作很关注。我问他，做了20年检察官，有没有遇到说情的和送礼的，寻求你的保护。他想了想说，说情的似乎遇到过两次，送礼的从来没遇到过。”姜德志说，“由此，我想中国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楠说过这么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培养贪官、淘汰清官的制度。清王朝总共268年，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判死刑的68人，判死缓的47人。最有名的是和珅，贪污了一亿数千万两白银，都是贪官送的。吉林建制贪官第一人，是乾隆年间的吉林将军秀林，后来升任吏部尚书，因在向宫廷供应吉林野生人参时搞了些人工种植的园参掺假从中贪污，结果在嘉庆年间被处死。
　　  “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宋朝的皇帝赵恒就曾写过这样一首《劝读诗》来号召天下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姜德志认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种流传。如果党员干部党性不强，政治修养不够，就很可能坠入这种传统文化糟粕之中。看一看我们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的思想，升官发财的思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十大法治人物”颁奖大会现场

                    贪官都有几个共性——反贪局长解密中国反贪经典

董长征 

腐败案件的五大走向

　　  结合办案，姜德志总结出了腐败案件的五大走向：
　　  一是从犯罪主体上看，贪污贿赂职务层次越来越高。1980年代初查处的腐败案件，大都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等。1990年代开始，领导干部犯罪越来越多。1993年到1997年的五年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查处厅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到2002年五年间，查处县级干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处2381人，是前五年的4倍多；查处厅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五年的3倍多；查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五年的3.5倍。
　　  二是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从1982年开始，中央作出了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有些人利用职权吃差价。后来发展到生产要素市场，搞开发区，利用土地、信贷资金审批特权巧取豪夺，一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些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要涉足政治，寻求更大的利润，寻求保护。这些人遇到经济纠纷了，就要利用金钱收买官员，客观上也就造成了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前年姜德志查了法院的一个执行员，他一个人贪了5000多万元执行款。在沈阳查中级法院的案件，5个院长4个有问题，腐败令人发指。院长办公室是很大一个三套间，内有高级洗浴设备，外边是个休息室，休息室里摆着佛像，摆着麻将桌。正副院长每人一台4500越野车，一台奥迪A6轿车。
　　  三是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极多。慕马案中，有100多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黑龙江省韩桂芝案涉案官员也是几百人。
　　  四是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胃口越来越大。1993年到1997年，全国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百万元以上的617 件，1998年到2002年是5507件，是前五年的8.9倍。有些案件非常惊人，如东北高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10亿元，逃到境外去了，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总共抓了10个人，违法犯罪金额达几千万元。
　　  五是从后果看，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贪污腐败极大地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党中央提出，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从目前揭露出来的黑社会组织看，后边都有腐败的官员在庇护，否则难以坐大。同时，腐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贪污腐败使我们非生产性成本大幅度上升，利润减少。腐败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尤其令人忧心，这个破坏很难调整。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决定民风。党风败坏了，把社会风气带坏了；社会风气坏了，民族精神就堕落了；民族精神堕落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垮掉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垮掉了，今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颁奖大会后姜德志接受多家电视台采访

贪官的五个心灵轨迹

　　姜德志在办案过程中，经常和大大小小的贪官谈心，试图走进贪官的心灵深处，触摸到他们的心灵轨迹。时间久了，了解得多了，这位反贪局长给我们描绘出了贪官的五个心灵轨迹。
　　一是政治立场动摇。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很多贪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作了错误的判断。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有些干部思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错误地认为我们党执政面临危机，莫不如趁自己在位大捞一把，为以后做准备。
　　“吉林省有一个正厅级干部，我们搜查后看他的笔记本，有一段话：‘今天我怎么办？党以前教育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都不管用了，共产党已经变质了，我还不如给自己留点后路。’从此后，他一改原来的勤奋和清廉，结果身陷囹圄。”姜德志说，大家都熟悉的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二是价值观念扭曲。“我们查办的刘金宝，贪占8000多万元，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但是，他老妈却领着一个傻弟弟住在上海四五十年代修建的一处破房子里，每年春节，他去看母亲只给100块钱。而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偷偷摸摸拿到单位的账上报销了，价值观扭曲得不可思议。”姜德志介绍说，“在审讯慕绥新时，慕对我说：‘自从中纪委开始调查以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藏着这些赃钱，就像拿着一件传家之宝，捧着怕掉地下，放下怕被偷走，折磨得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突然你老姜拿个棒子来，一捅，哗啦下子掉地下碎了，我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就应该是没有的嘛。’我觉得慕的这段坦白挺深刻。”
　　“成克杰进监狱后成天哀叹，我审讯他的时候说：你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你还是一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结果他提出了三条：第一个是监舍的灯太亮，晚上不适应，睡不好觉；第二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有三个武警战士跟进去，方便的时候不太适应；第三条，在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得到的阳光太少。他说：四个武警战士，算我五个人，阳光瞬间就从我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他问这三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跟监狱长商量，把灯给他调暗一点，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证他睡眠，配合审讯。其他两条不行，我告诉他慢慢适应吧，得保证你的安全。他说，我理解，我慢慢适应。一个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一缕阳光，也要向组织提出请求。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下罪行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你这种提法是幼稚的。无论多高的官员犯了国法，回到原来的起点也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奢望。”
　　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做一个有自由有尊严的人。姜德志说：“成克杰进监狱第二天就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啊，秦城监狱有鹧鸪，鹧鸪鹧鸪地叫个不停，我的老家广西大明山里也有这种鸟，以前听起来特别欢快，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起来特别凄惨！我想起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就像做一场梦，我怎么能走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时候他才聪明起来。唐朝有个作家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钱本草》，他把钱比作是一味药，他说：钱，味甘，大热，有毒。味甘，香甜可口；大热，人们趋之若鹜；有毒，如果取之无道，就要伤及性命。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深刻。我也得出个结论：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最后就会成为推磨的鬼，财富永远是官场的坟墓。”
　　三是道德防线崩溃。“我了解的贪官，走向犯罪都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都是从行为操守不检点开始的。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工作为人非常踏实，突然出事了，让我签字查办，我很难过。我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就给我介绍，他在县里当副书记时交上了一个坏朋友，把他领到饭店，酒过三巡，给他找了个小姐，这个小姐贴上他了。后来，他调到市里当局长，这个小姐跟到市里，继续贴着他，霸着他。这个领导干部在办公室和女同志谈话，她就能进来打女同志一个嘴巴。不管开任何会，她打个电话让他去他立即就得去，没法正常工作。后来逼他搞钱，结果是连挪用再受贿，搞了几十万块钱让她拿去做生意。东窗事发，进监狱了。”
　　四是法律意识淡薄。姜德志向记者介绍慕绥新要把给他送了钱的原沈阳客运公司经理夏任凡（已被判处死刑）提拔为交通局局长，交通局副局长们听说常委会要讨论了，集体去市里辞职，市委班子讨论三次通不过，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客运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级。夏任凡更能造势，把他的办公室改名为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命为秘书长。成克杰对权钱交易的犯罪不以为然，案发后还很困惑，他说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收点好处费吗，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找上我了呢？
　　五是侥幸心理作祟。“我了解一些贪官，一有人出事，就寝食不安，到处打听，这个人交代了没有。都交代了谁？深恐把他也说出来，警车一叫心惊肉跳，半夜有人敲门，后半宿就睡不着了。西方一个司法精神病学家搞了个贪官健康状况调查，发现贪官健康状况都不好，寿命都短，突出特点是心脑血管病比较普遍。经常心惊肉跳，怎么能健康呢。所以侥幸要不得，侥幸的结果是不幸。”姜德志说。

高铭暄教授宣读评委对姜德志的评判

反贪局长的反腐展望

　　姜德志认为，中央提出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思路，标志着我们正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腐。
　　教育是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姜德志认为，当前反腐败教育应当注意教育的实效性，不能搞形式主义。教育就是要解惑释疑，要讲清道理、情理和哲理，不能靠训导和威吓。同时，领导要做表率。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广西、沈阳、黑龙江为什么成批的干部出问题？就是领导的带头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人的导向性。提拔任用一个干部就是立起一面旗帜，反映了一个党组织的用人标准和取向。这种导向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沈阳的马向东、黑龙江的马德都是贪官，都花钱买到了官，这就激发了一些干部买官的欲望，阻塞了德才兼备、清正廉洁干部的成长之路，而且他们在买到官之后，在更高的位置上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产生了腐败的辐射甚至是裂变效应。
　　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保障。香港廉政公署有一句口号：“有健全的管理就会减少贪污的机会。”我国现行的法规和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有些法律制度之间不配套，冲突较多，有的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只规定实体，没有规定程序，特别是行政行为，要有严格的程序，违反了程序就要受到质询甚至弹劾。有很多贪污腐败行为都是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滥用职权或不按程序办事的结果。
　　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从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韩桂芝、张国光、刘金宝等腐败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些人作案跨度大，持续时间长，往往是边腐败边提拔，我们的监督机制为什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
　　“我想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一是客观认识同体监督的局限性，要解决监督主体依法独立监督的制度保障；二是在强化对各级一把手监督的同时，加重所在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责任，要追究失察之责；三是各监督主体要各负其责，同时形成合力，监督的重心要前移，要重视公职人员的道德监督和党纪政纪监督，不要等到发展为严重犯罪才来算总账；四是依法依纪监督，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搞法外开恩。”姜德志的言语中透露着坚定。